有一次,B在欧洲参加了一次智利流亡者聚会。B刚从墨西哥来,大部分与会者不认识。与B估计的相反,聚会是家族式的:客人们不单单是友人,而且还有亲戚。兄弟们与表姐妹共舞;姨妈们与外甥们共舞。葡萄酒流水般地传送。

在某个时刻,大概是黎明吧,有个年轻人随便找了一个借口,要跟B争论。看样子这场争论不可避免,也会是令人遗憾的。那人名叫U,一味地炫耀他博览群书,但是,他把马克思说成是费尔巴哈,把切·格瓦拉说成弗朗兹·法侬(注1),把罗多(注2)说成马里亚特吉(注3),把马里亚特吉说成安东尼奥·葛兰西(注4)。另外,争论的时间也不十分合适,巴塞罗那曙光初上往往让一些熬夜的人发疯,让另外一些夜游神会态度冷漠。B想到此,心里说:这不是我说的;因此答话就冷冰冰,就有讽刺意味,就足以成为U想吵架的开战理由。但是,眼看就要吵起来的时候,B起身,拒绝迎战。U拍桌子(也许是拍墙壁)瞪眼,骂人。一切都无济于事。

B不予理睬,扬长而去。

注1:弗朗兹·法侬(Frantz Fanon,1925-1961),法国后殖民主义理论家。

注2:何塞·恩里克·罗多(José Enrique Rodó,1871-1917),乌拉圭诗人。

注3: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1894-1930),秘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共产党创始人。

注4: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意大利作家、政治理论家,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

本来说到这里故事可以结束了。

B讨厌巴塞罗那的智利侨民,尽管不可避免地他也是其中一员。是巴塞罗那智利侨民中最穷的一个,可能也是最孤独的一个。或者这是他的看法。在记忆里,那次要发生的争吵更像是小学生打架。但是,U的粗暴态度让B得出一些痛苦的结论,因为U当过兵,也许还入过党——是B那个时候看好的左派政党。现实生活再次向他表明:蛊惑性宣传、教条主义的说教和愚昧无知并非某个具体集团的专利。

但是,B忘记或者努力忘记那次争吵,继续活下去。

模模糊糊,如同大家说起某个故人那样,总是定期有关于U的消息传到B耳中。B打心眼里不想知道任何消息。但是,既然你与某些人经常往来,就不可能不知道周围发生的事情或者人们认为发生的事。于是,眼下B就知道了U拿到了西班牙国籍,或者一天晚上U和妻子看了智利民间歌舞团的演出。还有,B刹那间想像着U和妻子坐在某个观众陆续上座的剧院里,等候着大幕拉开民间歌舞团上台的时刻,团员们个个留着长发和胡须,有些像U的样子。他还想到U的妻子——只见过她一次,觉得还漂亮,有点令人惊讶,是个在另外场合的女人,是在另外场合打招呼的(就像在那次聚会上跟B打过招呼一样),她望着尚未拉开的大幕,望着丈夫,那是在另外的场合,一个被她温和、愉快的大眼睛透视过的不定形的地方。B想,可那女子怎么能有温和、愉快的眼睛呢?没有答案。

但是,一天夜里,答案来了。但不是B希望的答案。B与一对智利夫妻共进晚餐时,得知U进了一家精神病医院,因为他企图杀妻。

也许B那天夜里喝得太多了。也许那对智利夫妻讲述的故事夸张到了讽刺漫画的水平。但实际情况是,B特别高兴地听了U身处逆境的故事;然后,不知不觉有一种胜利的感觉、一种非理性、阴暗的胜利感,种种怨恨和失望的阴影纷纷出场亮相。B想像着U在智利(或许拉美)一条什么大街上疯跑的样子:一路咆哮或者喷吐着叫骂,与此同时,街道两侧的建筑物在冒浓烟,持续不断地冒烟,尽管无论什么时刻都无法分辨出有一点火焰。

于是,从此,B每当与那对智利夫妻见面,就一定会打听U的情况,仿佛那些消息为了悄悄满足他的愿望就每隔两周或者一个月给他斟满酒,这样,他就逐渐得知U已经离开了疯人院,得知U已经不再工作,得知U妻没有抛弃丈夫(B觉得真是女英雄之举),得知U和妻子有时说起回智利的事。当然,在那对智利夫妻朋友看来,回智利的想法是很吸引人的。B觉得无法忍受。但是,B问:U不是左派吗?不是左派革命运动组织成员吗?

B同情U的妻子,但没说出口。为什么这样一个美人会爱上那样一个家伙呢?有时,他甚至会想像着二人做爱的情形。那家伙身材高大,头发金黄,孔武有力。他想,要是那天夜里真和他动手打起来,自己恐怕要吃亏了。U妻苗条,纤细,黑发。B在想:她眼睛是什么颜色的呢?是碧眼。一双很美的眼睛。有时,B一想起U和U妻就生气,如果有可能,真想把那对夫妻永远忘掉(仅仅见过一面啊!)。可实际上,那对夫妻的形象出现在那样一次令人遗憾的聚会,却神秘地永远存留在他的记忆中了,仿佛他俩在他脑海里要对他诉说什么重要的事情,但是,无论B任何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是什么。

一天晚上,B在林荫大道的步行街上散步,偶然与那对智利夫妻朋友相遇。同行的还有U和U妻。B不得不跟四位打招呼。U妻冲B微微一笑,她的问候可以看做是热情的。U则相反,几乎不跟B说话。片刻间,B想,U假装不好意思,或者假装心不在焉。但U的态度里没有丝毫咄咄逼人之处。实际上,那样子好像U与他初次见面。U在假装?冷淡的样子是自然流露抑或精神病症状的苗头?U妻好像有意要引起B的注意,说起一本刚从步行街书亭买来的新书。她拿出书让B看,问他对作者的看法如何。B坦率地说,没看过。U妻说:你应该看看。接着又说:我看完,如果你想看,可以借给你。B不知说什么才好,耸耸肩膀而已。低声说了一句不置可否的“行”。

分手时,U妻亲吻B的面颊。B握握她的手。说了一句:回头见。

剩下B自己的时候,他想,U好像也没在那次聚会上那么高大、强壮了,实际上,只比他高一点点。反之,U妻的形象变高了,光彩照人,不容置疑。当天夜里,B很难成眠,原因与这次相遇无关;失眠的某个时候,再次想起U。

B想像着U在圣博伊精神病院的样子,想像着U被捆绑在椅子上,狂怒地扭动着身躯。与此同时,几个医生(或者是医生的身影)在U头部使用电极。B想,这种性质的疗法很可能会让高个子变矮。一切都显得荒唐。入睡前,他意识到自己与U的恩怨已经结清了。

但是,这个故事没有结束。

B知道没有结束。还知道,他与U的故事不是一个平常的恩怨故事。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起初,B怀着一种类似自我毁灭的冲动,企图找到U和U妻。为达此目的,他走访(此前从未这样干过)认识的家住巴塞罗那的智利侨民,倾听他们的诉说,怀着一种隐藏在假装关心的眼神下的恐惧与冷漠混杂的情绪,倾听他们关于日常生活的问题。但是,U和U妻一直不在,没人见过这对夫妻,当然,大家都有话可讲,都对这对夫妻身上的不幸有相关的看法。但是,经过几天的家访,B最终得出的结论是,U和U妻避免与智利同胞来往。后来,这股冲动没了尽头,疲惫了,B就恢复了往日的习惯。

但是,一天,他在河口市场看到了U妻。老远就看见了她。她身边有个B不认识的姑娘。她俩站在一个出售外国水果的摊位前站着。B一面向她俩靠近,一面注意到U妻的表情深沉了许多。她不仅美丽,而且如今显得深沉有趣。他上去打了招呼。U妻的回应相当疏远,好像没有认出他来。刹那间,B想,她真的没认出他来。于是做了自我介绍。他提醒她:最近见过面,她给他还推荐了那本书。他甚至说到了他们相识的那次倒霉的聚会。U妻对B说的一切都点点头。但是,从她表情上可以看出她越来越不耐烦,好像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他走开。B有些慌乱,仍然站在她俩身边,但是,心里明白:最好赶快说“再见”。实际上,B在等待什么,等待一个信号,一句证明自己错误的话。但是,对方不发信号。U妻就是不想见他。而另外那个姑娘则仔细地望着他。B抓住这个眼神,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那姑娘名叫K,不是智利人,而是丹麦人。西班牙语说得不好,但是可以听懂。住在巴塞罗那的时间不长,对这座城市基本不熟悉。B自告奋勇愿意做介绍。K同意了。

于是,当日晚上,B与丹麦姑娘见面,二人在哥特式建筑区散步(B不大明白自己正在干什么。那姑娘很高兴,她有点喝多了,因为二人连着进了两家老酒铺),聊天。K让B注意看二人在老城墙上和砖石铺路的街道上留下的身影。可说,影子也有自己的生命。一开头,B没大在意。后来,仔细看看自己的影子,也许是丹麦姑娘的影子,突然感觉到那长长的黑影在斜视着他。这让他吃了一惊。后来,三个或者四个影子都沉没到无形的黑暗里去了。

当天夜里,B和K睡在一起了。这丹麦姑娘与U妻一道攻读人类学。但U妻不能算是她的亲密朋友(实际上,仅仅是大学同学)。天亮时,她说起了U妻,可能因为U妻是他和她惟一的熟人。谈话后,B弄明白的事很少。K提供的情况都是大路货。K说,U妻是个好人,总是愿意给人帮忙,是个聪明学生(B从来没上过大学,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尽管这话惟一的根据是她那女性的直觉,可她没根据地断言:问题多多。B问:哪类的问题?K说,不知道。各式各样的问题吧。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B不再去巴塞罗那智利流亡者的住处寻找U和U妻了。每两三天,他与K见面一次,做爱,但是不再谈U妻,个别时候K提到U妻,B佯装糊涂,或者努力保持距离或者不感兴趣的样子听K说到这话题,努力做客观状(对他来说这无需费力),仿佛K在谈社会人类学或者哥本哈根的小美人鱼。然后,他回到经常性的话题上来,这是一种说法,就是回到他发疯状态或者自己烦闷的状态。另外,跟K在一起的时候,不参加社交活动,这样就可以不参加一切他不愿意或者命运安排的会晤了。

有一天,那是经过长时间没去看那对智利夫妻朋友之后,B身不由己地去那对朋友家里了。

B希望单独见那对朋友,B希望与那对朋友共进晚餐,为达此目的,去的时候,他带了一瓶葡萄酒。到那里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那对朋友之外,还有一位智利女士,年龄有五十多岁,以用塔罗纸牌算命为生。还有一位大约十六岁的姑娘,面色苍白,神情冷漠,在智利流亡者的圈子里有杰出人物之称(后来得知这个称谓没有根据),是一位被军事独裁政权杀害的工人领袖之女。还有这姑娘的男友,一位加泰罗尼亚地区共产党领导人,比这姑娘至少大二十岁。还有U妻,面色通红,眼睛里有哭过的痕迹。还有U,他坐在客厅里的扶手椅上,好像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样子。

B的第一个冲动就是马上带着那瓶葡萄酒离开。但是,他好好想想(尽管说实在的,找不到可以留下来的理由),他还是留下来了。

那对朋友家里的气氛是凄凄惨惨的。室内的氛围,人们的动作,都有秘密集会的特点,不是一般形式的秘密集会,而是小型会议,或者是三三两两在不同房间的密谈,仿佛大家一起开会是被人人遵守的难言之隐给禁止掉了。家里的女主人和那位算命“女仙”躲进了男主人的书房里。那位脸色苍白的姑娘、男主人和U妻关在厨房中。白脸姑娘的男友和女主人关在卧室里。U妻和白脸姑娘关在卫生间。算命“女仙”和男主人关在过道。这太夸大了。B在大家来来往往的过程中,竟然发现自己跟女主人还有白脸姑娘关在客房里,同时又透过板墙听见“女仙”对U妻发出的尖声警告,这两位居然在板墙外面的后院!

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惟一在客厅里坐在扶手椅上岿然不动的就是U,好像他来自世外桃源。B听了大量就算不是互相矛盾但也相当混乱的情况介绍之后,也向客厅走去。B从这些介绍里惟一弄明白的就是,那天早晨,U企图自杀。

在客厅里,U对B打招呼的样子不能说是友好的,但也没有敌意。B在U对面的一把扶手椅上坐下来。有一阵子,二人都保持沉默,眼睛望着地面,或者注视着别人来来去去。最后,B才发现U前面有台开着的电视机,没声响,U好像对节目感兴趣。

B想,从U的脸上丝毫看不出有任何自杀的迹象或者企图自杀的样子。恰恰相反,从U的表情里可以感受到一种陌生(或者至少是B感到陌生)的平静。留在B记忆中的U面孔,仍然是聚会那天的样子:通红,充满了恐惧与愤怒;要么就是那天在步行街遇到U的样子:没有表情的面具(也不能说眼下有什么特别的表情),那后面隐藏着恐惧与愤怒的鬼脸。他觉得眼下这张脸是洗过的。好像U曾经一连几个钟头或者几天躺在流水湍急的河床上。只有那台无声的电视机以及U仔细跟随屏幕上来回动作的无神眼睛,让B确信那里的确正在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情(与此同时,室内,智利人徒劳地低声议论再次把U送进疯人院的可能性)。

后来,人们表面上漫不经心地行动起来了(确切地说是一一行动起来),明显是条件反射性的动作:B从座位上看到片刻前还在三三两两议论纷纷的每个人,都一个接一个地鱼贯进入男女主人的卧室。只有那白脸姑娘(被害工会领袖之女)例外,不知道她是出于叛逆呢,还是厌烦,抑或担任监视任务,而留在客厅里,坐在距离U看电视不远的椅子上。卧室门关上了。窃窃私语声结束了。

B想,或许这是离开的好时候。B没走,而是打开一瓶葡萄酒,递给那姑娘一杯。后者,不动声色地接了过去。递给U一杯。U抿了一口,似乎表示对B的尊重,但实际上,他并不想喝,也不能喝。于是,三人一面喝酒或者装作喝酒,白脸姑娘侃侃而谈,给两位男士讲述刚刚看过的一部电影。她说,特糟糕。后来,她问二人,是否看过什么好影片,推荐推荐。实际上,这个问题是没话找话。提这问题时,白脸姑娘同时在暗示自己是高人一等的。还算谨慎。这问题本身就隐含着意志(她的意志,一种高人一等的意志,与大家无关,但个别例外),认定B和U属于同一等级,有同为一体之意,包括眼下这种环境。

U第一次开口,他说有很长时间没看电影了。与B预料的相反,U的嗓音完全正常。抑扬顿挫,透出淡淡的哀愁,是智利口音,有穿透力的声音,不会让白脸姑娘感到不快。如果关在卧室里的人们有机会听见U的声音,也不会不快的。B也没有不快的感觉,U的声音让他联想起一些奇怪的回音,一部黑白默片:影片中,突然间,所有的人以令人难以理解的方式震耳欲聋地喊叫起来了。与此同时,在片子的中央,一个红色的凹纹越来越深,越来越向银幕四周发展。如果可以称之为视线或者预感,它让B感觉紧张得很,结果不由自主地张开嘴巴,说了一声“是的,最近看过一部影片,很不错的电影”。

立刻(尽管打心眼里他想起身离开客厅,离开这座房子,离开这个居民区)讲起这部影片来。他讲给白脸姑娘听。她在听,脸上的表情是不乐意和感兴趣(仿佛不乐意和感兴趣是不可分离的)。实际上,B是讲给U听的,或者这是B在笨拙但快速的讲述过程中意识到的。

他记得这部影片的标志是火焰。至今他还能记得小细节。那时,他刚看过不久,因此讲述起来应该是生动的。影片讲述的是中世纪俄罗斯一位画圣像的修士故事。B滔滔不绝地说出了封建领主、东正教神父、农夫、被烧毁的教堂、嫉妒与无知的人们、彻夜狂欢、怀疑的情绪与时代、对艺术的肯定、难以避免的流血事件。其中有三人是中心人物,就算在影片中不是,那在这智利人讲述的故事里也变成了中心人物。这智利人在一对智利夫妇家中,在巴塞罗那一个温暖的春日下午,给一个自杀未遂的智利人讲述道:第一个人物就是那位画家修士;第二位是讽刺诗人,实际上是个垮掉的一代,是个行为放荡的教士、一个愚昧的穷鬼、一个小丑、一个迷失在俄罗斯辽阔土地上的维庸(注),画家修士借助士兵无意中逮捕了这位讽刺诗人;第三位是个少年,铸造铜钟匠人之子,此人经历了一场瘟疫之后,声称继承了父亲铸造术的秘密。修士是位全面的艺术家,为人正直。那位行吟诗人是宫廷小丑,但是脸上总是愁眉不展、脆弱无比。那少年、造钟匠之子,就是兰波,就是说,是孤儿。

注:弗朗索瓦·维庸(François Villon,1431-1463),法国中世纪著名诗人。

影片的结尾——追根溯源——是铸造铜钟的过程。那位封建领主想要一座新钟。但是,一场瘟疫消灭了居民点。铸造工匠死了。封建领主的人去寻找那工匠。但是,找到的仅仅是一间破屋和惟一的幸存者:匠人的孩子。这少年极力说服他们:他知道如何造钟。领主的那些爪牙有些疑惑,随后把少年带走了,但是警告他:如果造钟失败,要他拿命来偿。

那位画家修士,已经自动放弃了绘画,立下了哑誓,时不时地去铸造铜钟的工地上转转。少年有时看见了修士,就嘲笑修士(这小子嘲笑一切)。他提一些修士不回答的问题。他笑话修士。在那座有大墙围起来的城市附近,铸造铜钟进展的同时,在工人们的脚手架周围逐渐形成了一种群众性的庙会。一天下午,那位画家修士在别的修士陪同下从那儿经过。他停下来听一位诗人说话。那诗人就是垮掉的一代。多年前由于画家修士的过错,诗人被捕入狱了。诗人认出了画家修士,当面责骂后者过去的行为,用粗暴和孩子气的语言给画家修士讲述了吃过的苦头,死神如何日益逼近他身边。画家修士由于立下了哑誓,不回应诗人的责骂,但从修士看诗人的眼神判断,人们会发现,无论该不该修士担待的,他都承担责任并且请求诗人原谅。周围的人们瞅瞅诗人和画家,不明白怎么回事;但是都央求诗人继续讲故事,别打搅画家了,接着让大家开心。诗人正在哭泣,等到面对听众时,又恢复了好情绪。

就这样,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有时,封建领主和贵族们来到临时铸造铜钟的工地上,看看工作情况。他们不和少年说话,而是找一个充当中介的领主爪牙。画家修士也从那里经过,兴致勃勃地观看造钟的工作。修士的兴致连修士自己也不明白由来。另外,听从少年指挥的工匠班子在为少年担心。他们都给他打气,让他开心。天长日久都有了感情。终于,伟大的时刻来了。铜钟吊起来了。挂钟的木制脚手架(也是将来首次敲钟的地方)的周围,大家聚在一起。全村的人都来到了大墙这一边。那位领主和贵族们,甚至还有一位年轻的意大利大使(他觉得俄国人野蛮),都在等待。还有那位画家修士也混迹于人群里在等待。开始敲钟了。钟声完美。铜钟没有裂纹,声音洪亮。众人纷纷向领主道喜,包括那位意大利大使。村民一片欢腾。

等到一切都结束后,原来是庙会的地方,如今成了一大片废料堆积地,只有两个人站在那废弃的铸造工地上:少年和画家修士。少年坐在地上,痛哭流涕。修士站在少年身边看着。少年望着修士,说道:父亲是个醉鬼,从来没有传授给他铸造铜钟的技术,老爹宁可把秘密带进棺材里去。那技术是少年自学的,说罢看看修士。接着还哭。这时,画家修士俯身对少年说(打破了哑誓):走!跟我去修道院!我要重新拿起画笔。你给教会铸造铜钟吧!别哭了!

影片到此结束。

B说完后,U正在哭泣。

那白脸姑娘还在椅子上坐着呢,瞅瞅窗外的什么,也许就是夜幕而已。她说,可能是好片子,继续看着窗外的什么。B看不见。这时,U喝了一口杯中酒,冲白脸姑娘微微一笑,又冲B一笑,双手抱住脑袋。白脸姑娘起身走了,等到她回来的时候,身边多了U妻和家中的女主人。U妻在U身边跪下,摸摸U的脑袋。男主人和那算命的女人在过道里露面了,没说话,后来,算命的女人看见了桌子上有一瓶被忘记的葡萄酒,拿起来倒了一杯。

此举如同一声发令枪响。大家纷纷出来倒酒。算命女人举杯祝酒。男主人祝酒。白脸姑娘祝酒。等到B来倒酒的时候,就没了。男女主人于是对大家说:再见吧!B于是动身。

只是到了门廊(漆黑一片)和大街上,B才意识到没有给U讲电影故事,而是说给自己听的。

这个故事应该到此结束了,但是,实际生活可比小说艰苦多了。

B再也没见到U和U妻。实际上,B已经不再需要U了,也不需要U潦倒的形象留下的明亮幽灵。但有一天,B得知U去巴黎拜访一位党内老同志。走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人。出发时,U有个智利人陪伴。二人坐火车旅行。快要到巴黎前,U从卧铺上起来,什么也没说,出去后,再也没回卧铺。列车开动后,U的旅伴睡醒了。找U,没有找到。跟列车员说过此事后,旅伴的结论是:U已经在前一站下了车。在黎明的这同一时刻,U家的电话铃响了。等到U妻终于被铃声吵醒之后,起床,去客厅,电话又不响了。不久,一位朋友家的电话响了。还不错,这位朋友及时拿起了电话筒,与U说上了话。U说他在法国一座陌生的村庄里,本来准备前往巴黎的,但是,忽然之间没了兴致,现在准备返回巴塞罗那。那位朋友问他是否有钱。U做了肯定的回答。据这位朋友说,U似乎很平静,甚至因为下了这样的决心而“轻松”。这样一来,原来U乘坐的列车继续向北,开往巴黎的同时,U开始从那座村镇出发向南步行,仿佛此前忽然睡着了,现在才愿意梦游回巴塞罗那。

U没有再打电话。

那座村庄旁边有一片森林。夜里的什么时候,U离开了正路,一头钻进了森林。第二天,一位农民发现U吊在一棵树上了。U用的是自己的皮带。看起来,此举并非易事。U的各类证件:护照、驾驶证、保险存折,是巡警找到的,都一一远离尸体的位置,好像U一路走在森林里一路抛撒证件,或者好像故意隐藏证件。

赵德明/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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