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
南充界的244国道，穿过蓬安县的四五个小镇，其中就有风镇。这条路翻山过河，最后到达重庆江津，那里就是个不一样的世界。我考考你，还有一条路也到重庆，你晓得是哪条路吗？
是那些直的云。我指指天空。刚刚有架飞机从凤凰山上空飞过，留下两串雪白笔直的尾迹云，傲然挺立一会儿，又一点一点融化，我入了神，只听到父亲最后的问题。
不是的，他说，是嘉陵江。你老汉我以前就在嘉陵江的尽头生活，外面嘛，好挣钱，那时候我住在船上，有时候住在岸上，啥子都见过，手底下还管着好几个人呢。我为啥子回这里？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因为你妈。那个狗日婆娘，我回来以后，成了瘸子，她就给老子跑了。
我没出息。他靠在院子里破旧的摩托车上，发黄发腻的手指又捏出一根红塔山，说，但老子好歹出去闯过。我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依然抬着头，那两串云消散以后，没留下一丁点痕迹。
父亲口中那个让他沦落至此的女人叫小秋，麻花辫，大眼睛，笑起来挺温柔。这是我知道的全部信息。父亲有个宝贝箱子，里面就有张他们的合影。合影被撕碎过，即使被透明胶带重新固定好，也留下了可怖的裂痕。照片上是他们最年轻的样子，裂痕里是他们最丑陋的样子。照片的背景在江边，远处的江面上有两艘破败的轮船，像是老照片里的老照片，一眼就让人看清了城市衰老的岁月。照片后面，写了两个名字，生哥、小秋。生哥是父亲，小秋是那个女人。
除了这些，我还知道另一件事。小秋不是这里的人，是重庆的，大城市的女人。父亲在外混得不好，还能带回一个外地女人，在这个穷乡僻壤里的价值体系里，算是唯一的成就。父亲告诉我，这里生我们养我们，再鸟不拉屎，我们也要回来把屎拉在这里。那个女人之所以走，就是因为她把自己当外人，哪怕有了你，她也是外人。
那时候我和爷爷住在乡下老家，父亲住在风镇，难得回家一次。回家必定会提起那个女人，他总让我忘了她，可她在我“还没冬瓜大”的时候就走了，我从来就没记得过。他极力想把这股恨培养成世仇，就像对我长大以后能衣锦还乡的渴望一样强烈。
父亲没几件像样的衣服，回家时老穿着一件掉了色的皮夹克，手里握一包红塔山，身上一直烟雾缭绕，村里的鸡鸭鹅狗都不敢靠近。我不理解他，吃穿成问题，为啥有点钱就拿去抽烟喝酒，父亲说，那是为了日子松活一点。
那辆破旧的嘉陵125停在院子里，挡板上全是泥点。他要骑这样的摩托车穿越二十多公里山路回家，每月一次，在家里待两个小时，分给爷爷一小时，分给我一小时，好像在外面忙什么大事，其实就是跑摩的。爷爷看不起他，骂他没出息，杂种，他厚着脸皮笑。有时候急了，也把烟往地上一摔，跟爷爷对骂。
爷爷是个受人尊敬的老头子，身体精瘦，眼神锐利，年轻的时候走南闯北，一度是同辈人的精神领袖，年老以后地位犹在，附近村庄里谁家娶媳妇嫁女儿，谁家死了人，都会找他。他到了现场，用煤油打火机点燃旱烟，在人群中静静地伫立着，人们就会安心一些。
爷爷骄傲了一辈子，哪怕家里穷的一件衣服能穿二十多年，他也受人尊敬，唯一的失败就是自己的孩子。本来我还有个大姑，早年读完小学就被爷爷叫回家了，文革的时候跟以前的同学一起当了红卫兵，在镇上搞批斗，文革结束以后性情大变，每天念叨着神仙鬼怪，被爷爷赶出家门，后来渺无音信。
爷爷奶奶当初花了大功夫找女儿，但一直没有下落。奶奶为此有了心病，没过几年就撒手人寰。父亲那时候出生不久，对这些事不明所以。他读完了初中，刚好迎上南下大潮，坐不住，跟着小镇上的混混们一起坐绿皮火车去了广东。
他们在广东跟一帮四川人扎堆，混黑社会，敌人是湖南人、广西人、贵州人、云南人，他们共同的敌人是广东本地人。父亲那几个兄弟还学了修车的手艺，凑钱到国道上开了家汽修店，每天提前在路上撒上钉子，等着爆胎的司机找上门。碰到软柿子就打一顿，碰到硬茬，就赔礼道歉，挨打认栽。
父亲胆子小，也不想这样鬼鬼祟祟挣钱，又一个人去了重庆，在那里做过棒棒，当过船工，直到后来认识了小秋。
在外的几年，父亲从来没给家里寄过信，家里没人知道他还经历了什么。一无所有的父亲带着女人回了家，用最后的力气说了句，外面不好混哦，就突然泄了气，堕落成另一个人，每天躺在床上，靠小秋和奶奶伺候。后来奶奶去世，爷爷才毅然决然跟父亲分了家。
家里只有一个泥瓦房，分家以后，父亲一气之下带着老婆住进了别人不要的烂房子里。后来爷爷拿着扁担红着脸找过去，父亲才跪下来认错。托爷爷找人，父亲借钱买了辆二手摩托车，在风镇上跑起了摩的，结果一个月以后就出了车祸，右腿里打上了钢板，走路一瘸一拐。小秋也是那时候离开的，一声不吭，在日子看起来刚刚好转的时候。
父亲为这事儿再次一蹶不振，依然去跑摩的，但因为腿瘸，生意一落千丈，手里有点钱就去喝酒打牌，后来干脆住在了外面。我记事起，逢年过节外，没见过他几次。有次我生了病，爷爷不在，他急匆匆回到家，扔下一袋西药，话也没说，又急匆匆地走了。那天我烧得意识朦胧，记得月光穿过泥瓦房的小窗户，给父亲的脑袋晕上了一层白光，看起来像神仙。
爷爷也不再管他，父亲腿瘸，他认为自己有间接责任。或许父亲出了事，让他想起了亲手赶走的女儿。听说爷爷当时觉得大姑只是得了病，想让她去走走“万里路”，见见世面，清醒清醒。十几年后他才想明白，大姑的病是治不好的。
我跟爷爷问起过小秋，爷爷也不愿多讲。有次我在学校里打了架，放学路上流了一路的鼻血，回家以后爷爷问我怎么回事，我说他们骂我。爷爷说，怎么骂的？我说，有娘生没娘养，有爹生没爹教。
爷爷听完，沉默了一会儿，用座机打通了班主任的电话，质问她是不是在学校里讲了些什么。班主任是个胖女人，对学生吆五喝六，对领导点头哈腰。我听到她在电话里说，现在时代不一样了，教孩子也要家庭的帮助，就算是你们这样的家庭也不能放松。
爷爷在电话这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理解他的难，上课的时候，胖女人几次在教室里当众不耐烦的质问我多久交学费，我也说不出话。电话挂了，爷爷沉默了一会儿，对我说，你晓得我以前去过哪些地方吗？我说，我晓得，地图上标红的地方，你都去过。
老屋的神龛里贴着毛主席的画像，神龛侧边，挨着毛主席画像的，就是爷爷引以为傲的中国地图。地图上近三分之二被点上了红色， 那都是爷爷的年轻岁月，在另一片土地，另一个时代。
他用一种虔诚地目光望向地图，说，他们现在瞧不起你，不重要，你要去更远的地方看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做成一样，别人就会尊敬你。我说，去北京吗？爷爷说，还要更远。说完，他抬起头，一群鸽子热闹地飞过。我的心突然有种奇怪的触觉，好像被一双有力的手轻轻包裹住，我望着那群鸽子，有了笃信的安全感。从那以后，我迷恋上天空。
父亲给我讲嘉陵江的时候，是我第一次看到真的飞机。飞机比我想象中慢多了，伴着破风的声音从凤凰山上缓缓飞过，留下两排笔直的白云。凤凰山是风镇最高的山，但也在云层下面。我经常想象云层上面的世界，就算那里什么都没有，至少也离太阳近一些。离这样的光芒越近，生命力就越旺盛。
我从没见过飞得这么低的飞机，也没见过那样笔直的云，像是行驶在244国道上的旅游大巴，载着一帮还在岸上准备奔赴不同河流的闲人，留下两道青黑的轮胎印。那些人可能离太阳更近。国道路边水沟里的鱼看到这些车辆，也许跟我看到那架飞机的心情一样。
父亲离开的时候，全神贯注的用那只瘸掉的腿蹬摩托车打火，我跑出来看他较劲，他蹬到冒汗了也没打燃，腿大概疼得不行，只好又从摩托上跨了下来。我实在不敢想象他是怎样靠这东西吃饭的。
父亲看着我，尴尬地笑笑，说，车子有问题了。我说，可不可以给我买个飞机。父亲愣住了，我又说，飞机，可以拼起来的那种。我跑回屋里，拿出草稿本，翻给他看，就是这种，我去年就在本子上画了一个。父亲接过本子，研究了一会儿，说，行。
我成绩不好，老师不喜欢我。买不起玩具，班里的同学也不喜欢我。父亲答应的时候，我已经想象到了拿着飞机走进教室的场面，他们一定会惊讶，接着，那几个坏学生一定会抢我的飞机。我仔细思索，深感世态炎凉，快乐本应该分享，但这世道让我只能在家里自己玩。如此一来，他们就不会明白我深藏了一个多么伟大的追求，伟大到不应该在这样的小镇存在。
他们如果问我，我就告诉他们，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比244国道和嘉陵江更远，比北京都远，甚至连普通的飞机都去不了，那里是个不一样的世界，需要长年累月的飞行，不但要穿越云层，有可能还要穿越宇宙。其实我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是什么，但它如此神圣，让我在思想上接近它的一瞬间就可以拥有无穷大的力量，比拜上帝玉皇大帝如来佛祖都要有用。我经常在家里幻想，随便捡起一个石头、木块，就可以畅游宇宙，第一个目的地就是十万光年外的星球。无论如何，等待飞机的那些日子都是我最美好的时光。
风镇
等待飞机落下的那一年，风镇出了两件大事。
镇上有个姓黄的摩的司机，结过三次婚，那时跟一个长相彪悍的女人生活在一起。两人都是离异再婚，跟他们住在一起的还有各自带来的两个孩子，以及他们两人生下的小儿子，其中有一个女生是我的同学，是女人带过去的女儿。女生住在镇上，我住在乡下，我们都在乡里的小学念书。我每天天光未醒时就起床，步行十多里山路到学校门口，总能看到女生从反方向坐着她父亲的摩托车赶来。
这位黄师傅挣不到钱，女人好吃懒做，天天泡在麻将馆跟其他中年男人眉来眼去，风言风语传到孩子耳朵里了，男人也置若罔闻。一天中午，男人回到家午休，女人的大女儿找男人要十五块钱买练习册，男人抱怨了几句，女人冲上来就破口大骂。两个大人剑拔弩张，孩子们也吓得大哭起来。邻居们对这家人的争吵哭闹已经习以为常，没有多问，过了一会儿声音就停息了。
大概一个小时以后，有人上楼，看到血从这家人的门缝里往外流，警察来的时候，楼道里已经挤了几十个人看热闹，警察打开门，发现一家人都死了。调查结果是男人用砍柴的弯刀砍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几个孩子，最后自杀。
风镇灭门案的讨论持续了一个多月。那栋楼里的住户陆续陆续搬走，学校也收走了那个女生的东西。胖胖的班主任从抽屉里找到一个草稿本，上面画着一架飞机，写着我的名字，她问我，这是你的吗？我没有说话。老师接着问，你还要吗？我没有说话。我没告诉这个胖女人，她是唯一知道我伟大梦想的朋友。
一个多月后，那条通往重庆江津的244国道上出了一起车祸，一辆运煤渣的大卡撞上了摩托车，两个驾驶员当场死亡。摩托车载着一个女人，准备穿越二十多公里山路到偏僻的乡下去。男人右脚韧带断裂，是旧伤，死因是摩托车被撞倒后滚到了大卡底下，头被轮胎压烂了。女人手里提着一个盒子，是木制的飞机模型。巧合的是，这个摩的师傅也住在风镇上，正好是一个多月前那个灭门案凶手的邻居。两人还是老同学，当年一起去过广东。
我的老屋，确切的说，是爷爷的老屋，一座破败的泥瓦房。三面被凤凰山围绕着，院子外面是纵横交错的田地，田地尽头的山包上长满竹子。小时候我总觉得这两座山是有灵魂的，因为老屋在凤凰山脚下，背后也长着一片竹林，跟那个山包遥遥相望，像两个沉默的老人，像我爷爷。
竹林深处，有一片堆积着竹叶的空地，立着三座墓碑，是爷爷的父母和妻子。空地里还预留着四个看得出轮廓的墓地，分别是我的爷爷、父亲、母亲和我。父亲下葬那天，当年跟他一起在广东讨生活的兄弟们都回来了，穿着鲜亮的皮衣，眉头紧皱。爷爷往日不待见他们，这天一言不发，像从前参加别人家的丧事一样，点燃旱烟，在人群中静静地伫立着。
我穿着一件黑色短袖，手臂上绑着“孝”字，也沉默地看着他，从前他让别人心安，那天他无法心安，像一只蜷缩的刺猬。我抬着花圈，跟着抬棺的队伍一步一步走到竹林深处的墓地边，烧纸磕头。道士挥起燃烧的火纸，在飘扬的火灰中低声念，亡魂亡魂，身有三魂，一魂上天庭，早成上果，一魂在坟墓，庇佑儿孙，一魂径西方，早操人道，蓬莱不远，云路请登。
葬礼结束的第三天，那天坐在父亲摩托车后座的女人被人搀着到了家里，看到爷爷就喊，爸。爷爷看都没看她，说，你给我滚。女人又朝我走来，努力弯下腰把飞机放在我手上，说，好好读书，长大了，有出息，去大城市，像你爸一样。说完这话，她深深望了老屋一眼，又被那人搀着离开了。女人离开后，我问爷爷，那是大姑吗？爷爷说，你妈走，就是因为她，你爸在镇上就住在这个女人家里。我说，哦。
爷爷又说，小子，好好读书。父亲死后，我没有哭过，直到那天夜里，再一次被老屋熟悉的黑暗吞没，我没来由的感到阵痛，胸口抽搐了一下，开始了凄厉的嚎啕。那不是一种可以描述的具象的痛苦，根源或许在失去，或许在成长，或许在谎言，或许根本没有根源。如果我有过真正的飞行，那就是这瞬间。
大概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每天醒得越来越早，摸黑上学走过的十多里山路开始变得越来越短。我从乡上的小学毕业，到了风镇中学。那个女人早就从风镇消失了，父亲和她曾经住过的那栋楼也已经搬空，只剩一个老人住着。
父亲去世以后，爷爷的身体一落千丈，肚子会莫名的痛，不能干活，有时甚至不能下地，为了省钱，他也犟着不去医院。我要照看爷爷，就不能住校，特意申请不上早晚自习，骑着自行车在老屋和风镇往返。三年时间，买了三双新鞋，全都穿烂了，爷爷找人送来的二手自行车也折腾的快要散架。
这三年里我的身体有了一点变化，冒起了胡须，长了青春痘，养成了长久的沉默，是班上看起来最孤僻的人。那架飞机模型放在老屋的房间里，正对着窗口，窗外是高大深邃的凤凰山。三年前的灭门案和国道上惨烈的车祸，已经没人记得了。
风镇中学是个复杂的地方。这里的同学都明白没有什么飞机能够穿越宇宙，也明白贫穷和无父无母意味着什么，那个年纪的一切善恶都是笔直透明的，他们可以肆意地攻击我，我无法掩饰，也无法躲避。我不喜欢他们，但我们在不可避免地面对同一种宿命。
初中三年，班上的同学从五十四人变成三十八人，离开的这些，去了工地和工厂，像我们的父亲一样。他们十四岁？或者十五岁，我也记不清了。如果不是爷爷坚持，我或许也会在那时候辍学。
另一个让我读下去的人是班主任黄老师。黄老师叫黄丽娜，武汉人，留着短发，看起来很年轻，像电视里的民国女学生。她的丈夫在学校高中部当物理老师，也是武汉人。人们起初不明白他们为何从省会大城市到另一个省的山沟里教书，就像他们初来时不明白这里为什么十个学生有五个会自己辍学。
放假的时候，除了做农活，我还会去钓鱼。凤凰山另一边山脚有个很大的水库，无人看管，里面有很多小鲫鱼。钓了鱼，一部分拿去卖，一部分给给爷爷熬汤，留下一部分送给黄老师。
他们住在风镇中学的职工楼里，房间老旧，但一尘不染，墙上挂着一家三口的照片，照片下放着一瓶干花。他们有个夭折的儿子，长得很可爱，死后就再也没要过孩子。黄老师的丈夫叫杨森，眼神清澈深邃的像井水。第一次在他们家里喝鱼汤的时候，他问我，你以后想做什么？我说，想离开这里。他接着问，为什么？我说，不为什么。
不久后，黄老师和杨森突然来到我的老家，给爷爷买了衣服和牛奶面包。他们在我的房间里看到了那架飞机模型，杨森突然问我，想当飞行员吗？我说，飞行员能去哪些地方？他说，到了云层上面，你就可以去很远的地方，想去哪儿都可以，前提是你要先站在云层上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说，不明白。他用手托起那个飞机模型，盯着我说，你和别人不一样，你已经是个飞行员了。
他们临走时对我说，以后叫我们干爸干妈。爷爷说，叫吧。我叫不出口。爷爷又说，你叫呀。我看到黄老师和杨森对视了一眼，笑了笑，刚想说什么，爷爷突然往前走了一步，急切地说，你叫吧。
我看着爷爷，他的腿都在颤抖，我憋了一口气，说，干爸，干妈。他们又对视了一眼，却没有笑。一个星期后，爷爷牵回一条土狗，让我以后不用经常回来了。
土狗陪了爷爷一年。中考过后，我独自回家，附近村庄里的老人都自发过来帮忙，办完了爷爷的后事。老屋后山的竹林里又多了一座墓碑，爷爷的后面是他的父母亲，左边是我没见过的奶奶，右边是我的父亲。我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在干爸的帮助下进了重点班，还成了建档立卡户，这意味着我的学费不必再发愁。
离开风镇前，我跟爷爷的狗站在那些墓碑前，久久地沉默。天黑下来，我对那些墓碑说，我走了。狗摇摇尾巴。我往前走一步，它也跟着。我又说，我走了。它才停下来。
竹林里突然吹起一阵风，叶子们纷乱的摇曳，碰撞，落地。落在我身上，也落在狗身上。竹林里掠出的风包裹住我，我清晰地感受到自己正在飞行的轨迹。它代表大世界，代表爷爷和父亲一生的意义，也代表着小镇。我是飞行员，但那一刻才明白乘客有哪些。那道轨迹的尽头，那个新的世界，比244国道远，比嘉陵江远，比天空远，唯独与风镇触手可及。
蓬安
小楠说，做一件事，要么不做，要么就要赢。如果有一天，我们两个有人先倒下了，剩下那个也不能回头。
K817次列车，北京到成都，途径蓬安县。火车站在县城外四公里的山上，山下的路边经营着诸多小旅馆和招牌油腻的饭店。火车站脚下就是汽车客运站，再往前走，是高速公路出口。这几个地方积在一处，像泄洪的闸口，从七十年代一直开到未来。在这里生活的人总是聚在一起，穿着背心，吹着生锈的老风扇，在氤氲的劣质香烟里日复一日地目送，像是小城的守墓人。
小楠先我一步离开。送她到了车站，我们坐在候车大厅外面的小卖部门口，里面有几个中年男人在炸金花，我买了两瓶水，分给她一瓶，坐下来，想说点什么，但相顾无言。小楠考上了西南大学，去学校之前，她准备先去重庆打工，赚生活费。
小卖部门口的树上落满灰尘，枝叶摇晃着，树影错落地落在小楠的脸上。她的眼睛扑闪着，发光发亮，甚至连脸颊的雀斑都有了光泽。我想起我们认识的那天，蓬安中学的教室里，一只蝴蝶飞到她桌上，她小心地托起蝴蝶，往窗口一送，蝴蝶也飞进了这样温柔的光里。
高中的混混更多，好在没事找事的少了，我难得安宁了三年，但因为贫穷和认真读书，依然格格不入。小楠是文学社社长，属于风云人物，偏偏跟我关系好。有人暗地里偷偷笑我，她会拿着扫把去打人。别人开我们俩玩笑，她也不介意，她说，我们都是一样的人。
这话其实有失偏颇，小楠成绩好朋友多，我却一直连本科线都上不了，这还是在我拼命的基础上。那些早起的清晨，晚睡的凌晨，我常常想起我的飞行。飞机里坐着我的父亲、爷爷，或许还有奶奶、大姑和小秋。他们在沉睡，在梦里等待着那个遥远的终点，可飞机始终在云层下面。
生活的另一面也足够艰辛。学校的补助刚好够学费，干爸干妈有时会给我转钱，但我记在账上，不敢多用。高中三年，胃溃疡成了老毛病。我的病友就是小楠。
小楠父母都是农民，还有个哥哥，家里本来不让她读书，但是她成绩太好，在班上一骑绝尘，班主任每月定时给他家长做心理工作。小楠好强，一个月生活费掰成两个月用，经常跟我一起躲在角落吃汤泡饭，隔几天才加两个肉菜改善生活。
西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寄来后，小楠父母忍痛在老家办了场升学宴，她哥哥也回了老家，在人群里面无表情地剁着鱼。那天我也去了，小楠送我一个笔记本，上面是她高中三年写的诗。她说，我的全部家当送你，走的时候你得来送我。我说，我也送你个东西。她说，你有什么送我的？我折了一个纸飞机，用力甩出去，飞机在空中盘旋两圈，落在了小楠家的猪圈里。
我去成都那年，小楠退了学，因为她哥哥要结婚，家里没有钱了。这个呼吸过云层上方空气的姑娘，被她的家庭一把拽回地面。那时候我在南充过着艰苦卓绝的复读生活，深夜接到小楠的电话，听到她遥远的微弱的啜泣。过了好久，我才开口说，别哭了。又过了好久，她在嘉陵江尽头的那座大城市回答道，嗯。
我失去了小楠所有的联系方式，也没有勇气到她家里去质问她的父母。她的父母给她办过升学宴，自然拉不下脸让她回去，我不知道他们用哪种方式来暗示逼迫，也不知道去重庆之前这个家庭内部经历了哪些毁天灭地的碰撞。大学有补助，也可以兼职赚钱，如果不是她自己的决定，没人能逼她回去。
复读的前半年里，干爸干妈来看过我几次，干妈病了，身体越来越憔悴，最后一次见到她，她说话的声音都已经很微弱。干爸也辞了职，专门照顾她。他说，风镇中学高中部的学生越来越少，过年回来的年轻工人越来越多，无论如何，你要读下去，一直往上读。
第二次高考结束，学校破天荒允许学生们撕书庆祝。我从小楠的笔记本里撕了一页，折成纸飞机，不出意外的，在空中盘旋几圈，直直地坠落。那页纸上抄了一首歌词：
奋勇呀，然后休息呀，完成你伟大的人生。
收到四川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回到风镇。老屋后面的竹林依然挺拔茂盛，我提了高粱酒，给父亲和爷爷倒上，洒进泥土里，想说点什么，但胸口堵着，什么都没说。几座坟茔都生了杂草，我用镰刀清理完，给他们烧纸磕头，沉默地离开。
老屋门口的春联斑驳地嵌在门框上，推开门，一股厚厚的霉味和灰尘扑来，房间里结了很多蛛网。这里的人一个个的离开，这些微小的生命开始张灯结彩。我坐在以前的床上，那个飞机模型早就成了一堆烂木条。这个飞机的故事，我给小楠讲过很多次，一度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寄托。小楠输给了生活，也输给了自己。生命的衰败或许是必然？我不知道，小楠一定也不知道。
去成都那天，是干爸送我。我们靠在车站外的大树上，像在等乘客的黑车司机。他点了根烟，说，一转眼你小子就这么大了，你走了，我和你干妈也回武汉，她想回老家看看，你放寒假了也来武汉过年吧。我说，谢谢你们。他没有说话，弹弹烟灰，说，你心里把我们当过家人吗？我说，以前不敢，现在敢了。他说，小子，咱俩是男人，我懂你，但别让你干妈寒了心，你知道的，我们不图你什么。
他拍拍我肩膀，说，去吧。
列车在隧道里飞驰，穿过川北的大山，穿过奔腾的嘉陵江，一头扎进黑暗尽头的璀璨，进入沃野千里的成都平原。车厢的嘈杂顿时消失了，有个隐隐熟悉的声音说，captain，可以起飞吗？那声音又自言自语地回答说，飞呀。列车突然脱胎换骨，生出翅膀，成了一架木制的飞机模型，仰起头，朝云层冲去。那个熟悉的声音兴奋地说，我们去哪里？这一次却没有自己回答。我回过头，爷爷、父亲、黄老师、杨森、小楠、还有满身裂痕的小秋，都在看着我。
我在脑海里拼命搜索那是谁的声音，却跟谁都匹配不上，直到头开始剧痛，我听到那个声音又说，飞呀。飞机摇摇晃晃地冲破云层，继续往上空前进，直到一阵刺耳的声音结束，所有的一切才回归平静。窗外一片黑暗，地球离我越来越遥远，那个声音又说，你在等什么？我被一股力推进驾驶舱，眼前是浩瀚的宇宙，那声音说，飞呀，去十万光年外。这时候，我终于感受到了熟悉的使命，在老屋仰望天空时的力量重新注满我的身体，我顿了顿，说，出发！说完，我才发现那个熟悉的声音居然是我自己。
成都
成都北站，老旧的房子，慌乱的人群。乘务员叫醒我时，我已经在梦里出了一身汗，头发一缕一缕地贴在一起，穿了两年的黄色短袖紧紧粘在湿透的胸口，我就是以这样的形象走进这个新世界的。我被挤在蠕动的人群里，当中很多都是来成都报道的学生。我们就像当年从老屋上空飞过的那群鸽子，从一团色彩，挥洒成无数点色彩。
一个月后的国庆假期，我在武汉龙泉山也见到了那样的鸽子。干爸眼眶微红，弯腰在墓碑前放了捧干花，对我说，她以前就喜欢干花，放得久，不会坏。陵园景色很好，阳光和树影一闪一闪，跟电影似的。干爸放下花的瞬间，天空上惊起了一群鸽子，从山坡的林子里直直跃起，起初沿着一个方向飞行，后来天女散花一样，四散坠落。
他们的老房子在一幢筒子楼里，离开武汉二十年，当年在这儿结婚时的邻居，搬走的搬走，离世的离世，早就换了好几批，他们回来，反而成了老楼真正的故人。干爸在房间里给我倒了杯水，说，这次该我谢谢你了。我说，你还回风镇吗？他说，不回了，我老了，留在老家挺好的。我说，我一直有个问题。他说，你讲。
我说，你们为什么到风镇去，那里那么穷。他说，因为你干妈，她刚毕业的时候在风镇支教过，怀了娃儿以后，我们就一起过去了，后来娃儿不在了，她更加离不开了。我说，你们为什么帮我。他说，我们为什么去风镇，就为什么帮你。我说，二十年，值得吗？他没说话，起身把干妈的遗照小心翼翼地挂在客厅的墙上，挨着他们的全家福，恍惚中我听见什么碎裂的声音，可是什么都没碎，一切安好。但我还是觉得，一定有什么碎了。
离开武汉那天，他没来送我。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要往前看，往前，往前。
成都吵闹，也寂静。我靠助学金和奖学金交学费，打工赚生活费，生活不轻松，但精神上前所未有的自由。我记得很多事情。地铁八号线里的风声，九眼桥流连的人们，环球中心里驼背的甲壳虫，停电的图书馆，深夜的跑道。孤独的人潮在不停地、不停地往前走，我们在地铁里擦肩而过，就能闻出彼此共同的味道。
有时候我会梦到儿时的飞行。如果在梦里遇到了父亲，我就告诉他，这个世界就是一架飞机，它在时间里不停地往前，不停地往前，有一天我们都会到达十万光年以外的地方，那里会是一个新的世界，或许是属于我们的世界，或许是抛弃我们的世界。至于我们，无论如何，只要往前走，总会不枉此生的。
在成都的第四年，我考上了川大的研究生。领毕业证那天，我们参加了一场学院组织的活动，形式是同专业的毕业年级学生跟大一新生分享、讨论，目的是鼓励他们在新的生活里继续奋斗。新生人群里坐了一个女孩，跟小楠长得很像。我一直等着她站起来提问，但她很安静。轮到我分享经历的时候，我才把视线从她身上挪开。
我讲了在南充复读和考研的两年。复读和考研都很孤独，每个人的精神都紧绷着，那时的生活也十分拮据，但这些不是最难的，难的是身边的人一个一个的放弃。我觉得这些事情并不值得讲，也给不了他们启迪。我们都还有漫长的一生，那才是真正难以战胜的敌人。我没有提起飞行，但我提起了小楠，一边说，一边留意那个女孩，她表情一直没有变化。
结束以后，女孩找到我，说，想跟你聊聊。我说，你认识小楠吗？她诧异地说，不认识，但我听说过你。我说，在哪儿？她说，我们是老乡，你复读那年，我跟你在同一个学校，你高考没上本科，复读考了川大，学校的人都知道。我说，你想聊什么？她说，我也不知道。
我们走到公园的凉亭里坐下，她慢慢叙述了一种生活，那是我和小楠触摸不到的生活。一个家庭和睦的富家女，家教良好，从小享受城市里最好的资源，自己也很努力，希望可以靠自己得到世界的认可。我问她，你相不相信，这个世界有平行空间。她怔住了。我说，平行空间里，可能有个跟你一样的女孩，过着跟你不一样的生活，她也想赢，但她生下来就已经输了。她问我，你呢？我说，我不想赢。她说，不想赢为什么还要一直读下去？我说，对我来说，能直面现在的生活和以前的苦，就已经赢了，一辈子这么长，跑到底，总还是只剩下自己。她没有说话。我接着说，所以只管往前走就好，但是走累了也可以回头看看的。
暑假快要结束，我回了一次风镇。风镇中学教职工楼下的宿舍外面堆着杂物，有张印着老师名字和头像的海报，满是灰尘，有两张熟悉的照片，下面写着：黄丽娜，高级教师，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杨森，高级教师，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
老屋已经完全荒废了。我给几座坟上了香，给父亲和爷爷倒了酒，说，我考上研了。竹林簌簌地响，我的眼睛突然红了。纸钱烧成的灰在空中飘扬起来，越飞越高，在半空中被竹叶撞得粉碎，继续升空，直到变成透明。我说，你们怎么就都不在了啊。坟前的火堆一点一点地熄灭，天上的太阳也一点一点地熄灭。
离开蓬安之前，我去了小楠家里，她哥哥告诉我，他结婚第二年小楠就走了，再也没回来过。他说，当时家里确实没有钱了，她就算读出来，家里也会一辈子拖累她，不如让她早点解脱。我忍住了揍他的冲动，说，你要脸么。他愣了一下，面无表情地说，你要是找到人了，让她回家吧。说完，他跨上摩托车，沿着乡道离开了。
这一次去武汉，我没有坐火车，买了汽车票，颠簸在244国道上，进入高速，过嘉陵大桥，驶向重庆。重庆已经没有父亲照片里那样破旧的轮渡了，甚至连照片里的背景都已经消失。到武汉以后，我在医院里跟干爸提起这张照片，他看了一眼，说，那里不是重庆，是湖北，已经被淹了。
我说，你去过那里？他说，去过，我去过很多地方。我说，最远的地方在哪？他说，风镇。我给他倒了杯水，说，这段时间我在医院陪你。他瞥了我一眼，说，小问题。我说，少来，你老实点。他沉默许久，突然小声说，应该埋在风镇的。我说，谁？他又说，应该埋在风镇的。
半个月后，他埋在了龙泉山，干妈的旁边，墓碑左边刻着杨森，右边刻着黄丽娜。离开陵园的时候，我感觉应该有一群鸽子飞起来，但天空静悄悄。我有些恍惚。在医院里，杨森问我，读完书想做什么？我说，不知道。他说，你能不知道？我说，往前走就是了，不是你说的么。其实我错了，他咳嗽两声，眼神有些急切地说，你要记得怎么走过来的。我说，我不会忘，毕业以后，我会回风镇当老师。
武汉到成都的飞机穿过云层，我却两耳发胀，胸腔里一阵翻涌。空姐给我吃了晕机药，我靠在窗边沉沉地睡了。梦里好像回到了小时候，我在老屋的院子里，拿着一块削断的竹子跑来跑去。天上飞过一群鸽子，是隔壁村子养鸽子那户人的。我用竹子瞄准天上的鸽群，喊了一声，飞呀。竹子飞了出去，穿破大气层，在宇宙里无依地流浪。它飘啊飘啊，飘到了一艘飞船里，落在已经白发苍苍的我的手上。我也说，飞吧，往前。爷爷、父亲、杨森、黄丽娜、小楠都睡着，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时代里的飞行，如今在等我载着他们抵达尽头，具体是什么东西的尽头，我也不知道，凡事总有尽头，没看到它的时候，就只管往前。我们就这样在宇宙里流浪，跟无数小行星擦肩而过，差点被无数个恒星融化，被黑暗淹没了无数次，终于看到了代表尽头的一颗小小的光点。那光点越来越大，我们的飞船此刻成了战士，伴随刺破时间的尖啸，用宇宙中最英勇的姿态一头扎了进去。我们的身体燃起火焰，化成灰烬，飘落在244国道上，慢慢融化。
我的爷爷和父亲，在那条路上完成了自己的人生，他们以为只要走得够远，生命就足够宽广。黄老师和杨森也行走在这条路上，还有小楠和这片土地上的少年们。我们在苦难里挣扎，寻找一种意义，但不是为了成功，而是为了完成一种伟大的人生，超脱这片土地的人生。可是苦难并不是主角，我们最后的敌人，都会是漫长且无聊的一生，想要打败它，就需要世界上最强大的东西，——不顾一切的勇气。只有这样的勇气能让我们直面那些恐惧、自私、悲哀、背叛、孤独。离开的人注视着前行的人，用目光告诉他，不要回头，打败它们，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
“起风了，该回去了，你看，你看，所有的过往都在这儿呢
大世界，它耀眼吗，只是我再也找不到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