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时，我17岁，正在上海读书。1931年9月18日晚，日军制造柳条湖事件，旋即以此为借口悍然攻占沈阳。第二天，我们就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惊人的消息。接着，日军又占据本溪、安东、辽阳、营口、抚顺、长春等近20个重要城镇。此后仅4个月，日军即占领了我东三省大部分国土，3000万同胞遭到残酷的蹂躏和野蛮的屠戮。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都是中国人啊！
当时中国东北驻军大部执行了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即便如此在日军进攻沈阳的当天夜里，仍有部分官兵和警察、公安部队违令奋起抵抗。此后，日军铁蹄所到之处，反抗侵略的义师如潮，烽火四起。几个月内，东北爱国军民组织起30多万抗日义勇军和其他形式的武装。张学良将军受着“不抵抗”命令的压力，也暗中从北平军分会批拨枪弹、现款、物资援助义勇军。中国人是不可侮的！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激起全国人民汹涌澎湃的抗日怒潮。各地各界纷纷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出兵抗日。学生抗日运动的声势尤为浩大。规模最大的请愿是1931年11月26日那一次，上海、北平等地请愿学生约两万余人集中于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这次请愿，我也参加了。我们这些从各地来的学生代表在国民政府大门外的广场上，我在前几排上海复旦大学学生的队伍中间，在凄风苦雨中站了一整夜，到第二天下午一点钟，蒋介石才出来接见。在激愤的群众面前，他敷衍地答应“三天之内出兵”。学生要求他写下字据以便带回去出示广大同学，他借口“回去写”就退走了。一会儿，送出一个“手谕”，以“对于诸生请愿，自可接受”，“望转告各同学，安心求学，拥护政府”等空言搪塞，只字不提出兵抗日。学生知道上当，到12月17日，又有两万多人集中到南京，这次不再是请愿，而是各地学生联合大示威。国民政府竟派军警开枪镇压，在南京珍珠港桥造成流血惨案。上海文生氏英文专科学校学生、共青团员杨桐恒当场牺牲，伤百余人。我亦是现场目击者之一。
日本帝国主义在强占我国东三省之后，为了转移国际视线，掩护它炮制“满洲国”，把我东北变成它独占殖民地的步骤，又在上海制造事端，于1932年1月28日晚，发动进攻，企图占领上海，这就是一二八事变。
当时驻在上海的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和军长蔡廷锴的率领下，奋起抵抗。第五军军长张治中在促使蒋介石认可后，也率部参加了作战。在我国军队的英勇抗击下，日军屡战屡挫，伤亡惨重，被迫三易统帅，并不断增兵，使其侵略上海的兵力从数千人增加到六七万人。而我军人数不足四万人，要求增援，竟被蒋介石拒绝。这样，我军经过一个多月的浴血抗战，终因敌众我寡，被迫于3月1日撤退。国民政府从战争一开始就惊惶失措，开战两天后迁都洛阳，并暗中与日本妥协，经过谈判终于于5月5日同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
在淞沪抗战期间，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热烈支援。各地各界参战的义勇军就有5000多人。其中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众反日救国义勇军有2000多人，它的前方办事处设在十九路军前线指挥部的隔壁，在执行救护、运输、募捐、宣传、慰劳等任务中，同十九路军配合得很密切。全国同胞和海外侨胞捐助现款、食品、日用品、药物、器材等也非常踊跃，仅捐款一项，就达700多万元，而军政部欠发十九路军的军饷竟达600多万元，蒋光鼐将军曾感慨地说：“淞沪之役，我军得民众莫大之帮助，近者笔箪食壶浆，远者输财捐助，慰劳奖励，永不敢忘。”
淞沪抗战失败以后，群众抗日运动继续高涨。运动的中心内容是反对上海停战协定和继续援助东北义勇军。5月，上海市各界成立民众反对停战协定援助东北义勇军联合会（简称“民联”）。我这时是共青团复旦大学支部书记，被选为民联青年部部长。6月，由上海市民联等80多个抗日团体联合成立全国和江苏全省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反对上海自由市代表大会筹备处，我又被选为筹备处的青年部部长。接着，筹备处又于同年的7月17日召开了民联的江苏省代表大会，但事机不密，当场被捕88人，我在其中。被捕后，经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押解到国民政府军政部军法司转南京警备司令部，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决，萧万才、曹顺标、邱文治等13个同志牺牲于雨花台，70个同志被判处无期和有期徒刑，除两个女同志留在南京坐牢外，其余都被囚禁到苏州军人监狱。政治黑暗如此，爱国竟然有罪！
我们身陷囹圄，心系祖国命运，被锁在高墙囚室之内，仍不时伺机买通看守，高价秘密地断断续续地买进报纸。这使我们零星地得知：1933年初，日军侵占热河和进犯长城各口，当地军民奋起抵抗；同年11月，福建成立人民革命政府，宣布反蒋抗日，不久失败；1935年，签订“何梅协定”，致使河北和察哈尔的主权大部丧失；日本帝国主义又策动汉奸搞起“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使华北形势危急达到极点；在这种形势下，北平学生于12月9日爆发了一二九运动；1936年，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我们得到这些消息，片片断断而不连续，隐隐约约而不清楚。狱中生活，浑如隔世。然而，我们的心却时刻系念着祖国的安危。
1937年8月，狱中仍是一片死寂，但监狱上空不断有作战飞机飞来飞去。我们开头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后来向看守打听，才知道发生了七七卢沟桥事变，八一三事变中国军队在上海也同日本侵略军接火了。这时狱外带进信来，暗示我们“大哥二哥多年不睦，近已握手言和”我们猜想国共两党可能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了。
国共两党谈判的条件之一，是国民党释放全国政治犯。当时我们党的谈判代表是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同志。在达成协议之后，他们到南京监狱里看望过一些同志，这些同志当即释放了。其他同志也很快释放了。我们在苏州的，要晚一些。此时关在苏州军人监狱的政治犯约400人，是按刑期长短分批释放的。我的刑期较长，在8月30日第三批释放。5年多不曾呼吸新鲜的空气，没有见到明亮的阳光，一朝除去脚镣，走出囚笼，还感到不大适应，但毕竟获得自由了，顿觉心花怒放。
上海一带正在炮火纷飞，交通受阻，我和另一位出狱的同志克服种种困难，绕道嘉兴，回到上海。我找到了半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很快同江苏省委取得联系。当时党的组织正在恢复中，省委决定我留在上海，同省委单线联系，负责党内文件和党刊的发行工作。11月初，上海将沦陷，省委为做好准备，决定只留下少部分同志隐蔽起来，把多数同志分散到上海以外去开展工作。
当时我的叔父温崇信在昆山，后又到太仓当县长，因支援八一三抗战有功，被调往安徽六安，任安徽省第三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李宗仁先生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时，省政府迁到六安。党便利用这个关系，派我到叔父那里参加抗敌后援会的工作。其后，我在六安参加创办了抗战训练班，招收当地男女中学生100多人，接受抗战的政治和军事训练。当时，当地的党组织还没有恢复，我就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董必武同志联系，训练班用的政治形势、游击战争、战地服务、战时救护等教材，也都是董必武同志寄给我的。当时年轻学员的那股抗战热情，两党合作和全民团结抗战的那火热的局面，今天想起来仍令人兴奋。1938年2月，李宗仁先生去职，我的叔父也去职往重庆北碚复旦大学教书（他原是复旦大学教授），我则径奔革命圣地延安，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火热的敌后抗战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