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前，当《牛津英语辞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简称OED）的编辑们对第一版OED进行收尾工作时，他们知道自己的工作不可能是“完结的”。1928年4月，语言学者埃内斯特·威克利（Ernest Weekley）在《观察家报》（The Observer）上就OED发展这一里程碑事件时评论道，“每一本词典在出版之前就已经过时了，因为新词会源源不断地注入英语语言。”
OED的词典编纂者认识到，美式英语向这股稳定河流注入颇多。《纽约时报》援引OED的两位编辑之一威廉·克雷吉（William Craigie）的话称，“对‘Americanisms / 美式英语’的偏见已成过去时。无论应用于何处，作为英语语言的补充，它们已经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他还称赞“美语的创造性天赋”，并指出即使是被认定为俚语的美式英语“也有从这一角色中跳出来的方式，在严肃的话语和写作中取得一定地位”。
克雷吉拥有美国语言创造力的第一手经验，他于1925年在芝加哥大学担任教授，并在OED的第一版即将完成时，开始编纂《美国英语词典》（Dictionary of American English）。克雷吉对“美式英语”的研究，随着后续的增补和修订，将持续向OED注入新词，这是美国研究人员迄今所保持的传统。（笔者本人也是克雷吉的众多追随者之一，并已成为OED的非正式顾问，主攻美国俚语，已有十多年。）
早在1928年，克雷吉就能很轻松地找到新兴美语新词的例子，因为芝加哥就是新词形成的温床。在《说美语：美国的英语史》（Speaking American: A History of English in the United States）一书中，理查德·W·贝利（Richard W. Bailey）利用芝加哥作为讨论20世纪上半叶美式英语活力的焦点。芝加哥为这个时代的词汇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也许最引人注目的是爵士乐（1915年《芝加哥论坛报》上首次证实的新音乐风格名称）。
芝加哥的政治也贡献很多新词汇，尽管这些词也像政治一样，有点丑陋。当克雷吉在芝加哥任教时，芝加哥由臭名昭著的腐败市长“大比尔”威廉·汤姆森把政，他大肆警告称英国新帝国主义入侵美国主权，设法转移人们对自己不正当行政管理的注意力。汤姆森有一句名言，如果国王乔治五世敢踏足芝加哥，就让他“陷入麻烦（crack him in the snoot）”。
汤姆森创立了强硬政策的America First Foundation（美国优先基金会），并敦促其他当地政客加入这一事业。2002年，OED在第三版的修订版中增加了America First（美国优先）和America Firster（美国优先论者）词目，这两条国家主义词目的说明性引文暴露了芝加哥的强硬语气。虽然口号“America First”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15年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一篇演讲，但该词语的一个早期引用来自《伦敦时报》1927年关于市长汤姆森创立美国优先基金汇的一篇文章。America Firster一词的最早实例来自《芝加哥论坛报》1928年4月11日关于汤姆森政治助手的一篇文章，“W. S. Fuller..was gaining in each batch of returns upon Edward F. Moore, America Firster”。多亏新近的数字化报纸，可以追溯America Firster到更早时期，正是一年前，即1927年4月11日，俄亥俄州《代顿每日新闻》中关于汤姆森市长竞选连任的一篇文章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Big Bill was swathed from head to toe in the Red, White, and Blue as the original America Firster. *”
读者可以想象，威廉·克雷吉在读到有关芝加哥本土主义的America Firsters时表现出的震惊，当时OED正在庆祝第一版的完成以及颇具成效的跨大西洋合作伙伴关系。九十年后，America First这一口号在特朗普时代得以复兴，但是现今正如当时，《牛津英语辞典》的跨境国际研究项目充当着狭隘孤立主义的解毒剂。
编者注：OED对America Firster词条的修订将在下一次更新中体现。
（本文内容编译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