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庆历新政?最后为何会失败?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朝代,这是今天就给大家带来的文章,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在宋仁宗的支持下,由名臣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主导,发起了一次改革行动,史称“庆历新政”。

这次改革是宋仁宗和范仲淹等为解决北宋自立国以来积累下来的“三冗”(冗官、冗员、冗费)弊端而发起的,简单点概括,就是要解决国家财政问题。

但这次改革很快就失败了,从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向宋仁宗提出改革主张,到宋仁宗同意实施,再到变法被抵制而失败,总共只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

“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很多,范仲淹等改革派激进的改革主张和行事是主要原因,但给予改革致命一击的却是同属改革派的队友欧阳修。

从历史记载来看,欧阳修并非背叛了自己的队友们,而是好心办了坏事。

在“庆历新政”的过程中,欧阳修的几次向宋仁宗的进言,不但坑了队友,也坑了自己,本文就聊聊这事。

一:《朋党论》坑队友,导致“庆历新政”失败

“庆历新政”发起后,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烈抵制。

这也是很正常的,历来改革就没有不被顽强抵制的,能否成功,就要看改革者的决心和手段了。

保守派为打击改革派,攻击范仲淹等结成“朋党”,“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上矣。”

“朋党”现象是历来帝王都小心防范的,宋仁宗也不例外,官员们结党上下一心了,皇权就势弱。

本来,宋仁宗也清楚这只是反对改革的人对改革派的政治攻击,但没想到却被改革派自己承认了,还主动向宋仁宗说明“朋党”的好处。

首先是改革派的总头目范仲淹向宋仁宗表示,正直的臣子为了国家结党是好事,《续资治通鉴》中记载:

帝谓辅臣曰:“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对曰“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惟圣心所察耳。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

这是范仲淹以政见的不同,来区分党与不党,承认有“朋党”,也承认有反对派,主要观点是,“朋党”是否对国家有利。

可对于皇帝来说,不论是什么类型的“朋党”,都是危害皇权的,宋仁宗心中难免产生疑虑。

紧接着,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四月,欧阳修为给改革派助攻,给宋仁宗上奏了一篇雄文,名为《朋党论》。

欧阳修的想法比范仲淹还要激进,在这篇文章中,他将改革派比喻为君子,认为君子就应该结党,皇帝应该只信任君子结成的“朋党”:

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并且,欧阳修在文中鼓励宋仁宗,应该驱逐小人(指反对改革的官员),让朝堂上下只存在君子,并学习周朝,使举朝君子结成一党:

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嗟呼!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当欧阳修的这些观点形成文字,正式向宋仁宗抛出后,马上就把宋仁宗给吓住了。

如果真的“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所有官员的行为一致,那皇帝还能是皇帝吗?

皇帝能行使皇权,依靠皇权掌握权力,不就是利用官员之间的争斗来保证皇权的独大?

欧阳修的这篇文章马上让改革派陷入了不利的局面,宋仁宗开始真正对改革派的动机产生了怀疑。

不过,宋仁宗的怀疑并没有马上变成肯定,还为了保护欧阳修,在其上书《朋党论》引起争议后,让他出去公干,《续资治通鉴》中记载:

帝以上封者言河东刍粮不继,数请废麟州,命右正言欧阳修往河东与转运使议之。

但有了怀疑的种子,事情就不可控了,仅过了两个月,宋仁宗心中怀疑的种子,就被保守派中的主要人物夏竦下套激活。

夏竦用计污蔑改革派结党是为了掌握更大的权力,最终将要行伊尹、霍光之事,废掉宋仁宗,《续资治通鉴》中记载:

先是,石介奏记于弼,责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是倾弼等,乃使女奴阴习介书,久之习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草,飞语上闻。帝虽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惧......

如果没有欧阳修的《朋党论》,这种污蔑可能还不会成功,但有了欧阳修公开宣示的那些观点,情况就不同了。

随后的大半年内,改革派的主要头目范仲淹、富弼、杜衍、韩琦陆续被贬出京城,他们颁布的改革法令也被废除,“庆历新政”失败。

促使改革派失去宋仁宗信任的导火索,毫无疑问就是欧阳修的那篇《朋党论》。

二:仗义执言坑自己,欧阳修终被贬斥

“庆历新政”失败了,范仲淹、富弼、杜衍、韩琦被剥夺执政权,陆续外出,但同为改革派的欧阳修却损失不大。

因为,当时的政争还没有形成“王安石变法”后,新党和旧党之间的那种你死我活的情况。

反对“庆历新政”的保守派也只是废掉新政法令,把改革派的主导人物都赶出京城就收手了。

至于欧阳修,他在改革派中,并非主导人物,只能算是为改革摇旗呐喊的小喽啰。

这从官职上就能看出来,为了新政,宋仁宗将范仲淹、富弼、杜衍、韩琦等人都升为宰执,欧阳修只是帮助他们弹劾政敌的谏官。

而且,自上奏《朋党论》后,欧阳修还一直在河东公干,都不在京城,影响不了大局。

“庆历新政”既然已经失败,保守派也不会把欧阳修这样的小人物放在眼里,抓大放小就行。

宋仁宗也相当欣赏欧阳修的才华,曾表示过“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只要没人刻意针对欧阳修,宋仁宗也不会主动惩治他。

可欧阳修自己却跳出来了,在范仲淹等被贬后,他公开上书为他们鸣不平,且言辞激烈,

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四月,欧阳修再次给宋仁宗上书,指责保守派为“群邪”,认为不应该罢免范仲淹等正直之臣,《续资治通鉴》中记载:

伏见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皆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继而罢,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贤,不闻其可罢之罪。臣职虽在外,事不审知,然臣窃见自古小人谗害忠贤,其识不远,欲广陷良善,则不过指为朋党,欲摇动大臣,则必须诬以专权......陛下于千官中选得此数人,一旦罢去,使群邪相贺,此臣所以为陛下惜也!

因此,欧阳修彻底激怒了保守派,“疏入,不报,指修为朋党者益恶焉。”

随后的几个月内,保守派对欧阳修的攻击随之而来,欧阳修既然自认为是君子之臣,保守派就从道德方面打击欧阳修。

京城中热议“庆历盗甥案”

由此,引出了轰动京城,让欧阳修大失颜面的“庆历盗甥案”,《续资治通鉴》中记载:

初,修有妹适张龟正,卒而无子,有女实前妻所生,甫四岁,无所归,其母携养于外氏,及笄,修以嫁族兄之子晟。会张氏在晟所与奴奸,事下开封府。权知府事杨日严前守益州,修尝论其贪恣,因使狱吏附致其言以及修。谏官钱明逸遂劾修私于张氏,且欺其财。

案件出来后,不管这事的真假,舆论都开始谴责欧阳修和外甥女张氏私通,他一人之口难敌众口,被搞得狼狈不堪。

就算有心保欧阳修的宋仁宗,在大众舆论下,也不得不做出反应,欧阳修因此也被贬斥,“八月,甲戌,河北都转运案察使欧阳修知滁州。”

本已经脱离政治漩涡的欧阳修,因为仗义执言,为范仲淹等说话,把自己坑进去了,也算是为“庆历新政”献了身,四年后,才又调回京城任职。

三:结束语

以上所讲述的是欧阳修在“庆历新政”前后,为改革派摇旗呐喊的故事,以及他承担的政治后果。

《宋史·欧阳修传》中记载:“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修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

或许,正是这种从不隐瞒自身观点的性格,让欧阳修在面对政争时,也采取了直来直去的风格。

也正是这种风格,在诡异的政治斗争中,让欧阳修极为不适,“庆历新政”中坑队友和坑自己只是常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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