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尽管没有“流行病”这个名词,但其医学概念是存在的,这就是“疫”。这是今天给大家准备了文章，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快来看看吧!
明末的时候，全国各地流行着一种“疙瘩病”，或者叫“疙瘩瘟”。《明史》上曾记载：“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病?究竟是怎么流行起来的呢?这场瘟疫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咱们先得来谈谈明朝和蒙古之间的恩仇。
明朝和蒙古有不世之仇，毕竟大明王朝灭掉了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将之赶到了偏远的漠北之地。朱元璋和朱棣还数次北伐，攻打蒙古。
在整个明朝时期，蒙古从没有中断侵扰明朝边境。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蒙古是游牧民族，他们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注定了他们除了牛马等生活原材料外，许多生活必需品都需要通过互市，向明朝购买。
朱棣在位时，曾允许蒙古以朝贡的形式，在指点的地方与明朝进行贸易。以便他们能交换到铁器、瓷器和布料等。
同时，朱棣为表现明朝是上邦大国，在蒙古人朝贡时，往往会赏赐丰厚的礼物。
几朝皇帝过后，为了能得到更多的赏赐，来明朝朝贡的蒙古人队伍越发壮大。不仅如此，他们来回的费用，也都由明朝承担。
这种吃大户的情形，让明朝苦不堪言，所以一再限制蒙古人来朝贡的人数。这就引发了蒙古人的不满，于是开始不断侵扰明朝边境，四处烧杀抢掠。
到嘉靖在位时，对于蒙古的抢掠，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于是明朝干脆关闭了互市贸易。结果导致蒙古人的疯狂报复。尽管后来迫于压力，明朝又开放了互市贸易，但是蒙古人却成为了影响明朝安定的毒瘤。
同时，由于明朝天灾人祸不少，许多明朝百姓为了生活，只得逃往蒙古草原，在那里开垦荒地，种植农作物。
当草原被大量开垦后，生态就遭到了破坏，老鼠和人就形成了人鼠杂居的情形，人和老鼠接触的机会，也就大大增加。
到明朝末年，几乎没有风调雨顺的时候。先是气温陡降，低温和干旱导致庄稼多年歉收，饥荒在全国蔓延，饿死者不计其数。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纷纷暴动。再加上后金一心想挺进中原，因此，延续了200多年的明王朝政权，到了大厦将倾的时候。
天灾人祸也影响了老鼠。找不到食物的老鼠身体虚弱，抵抗力下降，很快就有老鼠感染了鼠疫，并迅速在同类中扩散。
为了寻找食物，带有鼠疫的老鼠，不断往人居住的地方迁徙。而当时的饥民为了果腹，他们不仅会把老鼠藏在洞中的食物扒出来吃，还把死在路边的死老鼠拣来吃。这样一来，人就很容易感染鼠疫。同时，由于当时逃荒者众多，于是鼠疫被他们带到了各地，很快鼠疫就在全国爆发了。
显然，由于当时的人不认识鼠疫，所以才称之为“疙瘩瘟”。
据《明史》记载：“崇祯14年始，大名府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广平府大饥疫，人相食。京师大疫，天津大疫。河南全省大疫，开封府阳武县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荣阳，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
由于古代医疗条件非常落后，只能倚靠中医保守治疗，而且当时的人们并不了解什么是“人传人”，许多人为了避疫，纷纷举家迁走，这样一来，鼠疫猖獗，各地均不能幸免。
很多传染上疫病的人，几乎是“朝染夕死”。光是北京都城里，每天“死亡都数以万计”。以至出城下葬的棺材，将城门都堵得严严实实。
明末书籍《花村谈往》还对这场瘟疫的凶险，有过大量形象的描述。
比如，有个官员前一分钟还和同僚喝茶，后一分钟已经“不起而殒”。
比如，两人骑马，先后而行，前人才说几句，回头望时，后边的人已经“殒于马鞍，手持马鞭奋起”。
比如，婚礼正在进行，新婚夫妻却已暴毙于婚礼之上。
由此可见，被感染上鼠疫的人，几乎没有医治的时间。
鼠疫不光导致百姓多病死，明朝的军队也因感染，死伤无数，战斗力极速下降。以致北京内外城墙15万多的垛口，只有不到5万士兵守城。这样平均分下来，差不多一人要守4个垛口。
就算是这些侥幸存活的士兵，由于久无军饷，粮草又供应不上，因此他们“衣装狼狈，等于乞儿”。病弱的士兵早已没有战斗力，只能坐在地上休息，以致拿鞭子抽打他们，也无法驱使他们站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李自成的大顺军，很容易就打进了北京城。
有人会问，李自成的大顺军难道就没被感染鼠疫吗?
李自成攻进城的时候，已经是春天，随着气温的回升，鼠疫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平息。
可以说，李自成能够胜利，是得尽了天时地利。可惜的是，他只是个没有见识的农民，不懂治国之策。所以最终只做了42天皇帝，便被紧随其后的清军打得仓皇而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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