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令权，中国古代传统孝道与伦理的重要体现，在中国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封建社会末期旧的法律体系彻底瓦解，教令权也消失在法律制度之中。下面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中国古代的教令权，指的是家长对子孙进行教育、命令的法律权力。其思想渊源是中国传统的孝道观念。其主体主要是祖父母、父母。其中祖父母包括义祖父母、改嫁的祖母。父母包括义父母、继父母、改嫁的母亲。教令权指向的对象包括儿子、儿媳、未出嫁的女儿、义子、义女等。中国古代的教令权法源远流长。最迟在汉代已有教令权方面的法律规定。
晋朝的教令权法对教令权的主体、违犯教令权罪的构成要件及其处罚，做了明确规定。此后南北朝、隋朝的律典均没有流传于世，不过其精神和内容与晋律一脉相承，因此应均有教令权法的规定。在传世律典中，目前所知最早对教令权予以规定的是唐律。
唐朝的教令权法既有所继承，又有所发展、变化，为此后各朝的教令权法奠定了基础。宋朝的教令权法基本沿袭唐朝。元朝法律并未像唐宋律一样对违犯教令做出明确规定。明朝的教令权法主要沿袭唐宋法律，但对违犯教令的处罚相对较轻，是清朝教令权法的蓝本。
一、古代的家长权
在中国古代社会，教令权本质上是一种以祖父母、父母为代表的家长权。这种家长权，其思想渊源是中国传统的家与孝道观念。瞿同祖阐述家的概念时，认为：“家应指同居的营共同生活的亲属团体而言，范围较小，通常只包括二个或者三个世代的人口。”
在中国古代，人们主要以耕种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由于农田的数量有限，所以一个家庭只包括祖父母、已婚的儿子和未婚的孙儿女。如果祖父母去世，那么同辈的兄弟开始分居，这样一来，家中只有父母及其子女，子女未婚嫁之前人口难以超过五口。
在这个类型的家庭中，夫妇上有父母(公婆)，下有子女。这是近代之前和现代社会常见的家户类型。早在战国就出现了“五口之家”或者“八口之家”，其中，五口之家是把兄弟排除在外，仅指父母、妻子和本人的家庭类型。
二、孝道的延续
这样的观念从战国一直延续到了明清时期。日本学者滋贺秀三认为，中国存在私法意义上的家，也存在公法意义上的家。私法意义上的家广义上指对家系相同的人的总称，此时家的概念与宗是相同的，从狭义上来讲家是共同维持家计的生活共同体。而公法意义上的家就是公法上的课税的对象——户。
在《中国家族法原理》中，滋贺秀三采用了它狭义意义上的解释。滋贺秀三又将家的法律构造分成了“父家长型的家”和“复合型的家”两种，其中，“父家长型的家”主要指由直系亲属主导，全体家庭成员同居的家，“复合型的家”指直系亲属死亡，剩下的子孙依然同居的家。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主要存在两对法律关系。
其一是父子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儿子是父亲生命的延长，父亲死后就由儿子为父亲承嗣，然后代代相传，这样一来祖宗的祭祀不断，家族也会因此绵延不绝。中国人的孝道观念也由此而生。根据宋金兰对“孝”的文化内涵的考证，他认为“孝”最早代表“家”，它传达出生儿育女的信息。
由此，“孝”强调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它强调成家生子是人应尽的社会责任，强调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后来“孝”才发展出“善事父母”的含义。
《礼记·坊记》记载：修宗庙和敬祀事这两件事，是使民追孝的事情。这样的记载表明虽然当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孝道，但是尊敬、爱戴长者的事迹已经存在。实际上，西周之前的朝代更注重“尊尊”，忽视“亲亲”，从西周建国以来，经过政治改革，周以前那些传统的宗法性宗教开始向人文化发展，道德伦理的内容越来越多。比如，当时的青铜器上出现了大量的“孝”字，《诗经》中也记载了不少有关孝的论述。表明在西周时期，孝是一种比较普遍的道德伦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都在努力维护一个差别有序的社会，希望维持礼的秩序。从这一点上说，诸子百家的思想是有共同基础的。
三、诸子的殊途同归
由此，在孝的主张上，诸子百家的思想大致相同。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主张“仁”，他认为“仁为众德之总”，“仁”中包含一切美好的道德品质，例如孝、悌、忠恕等。在孔子的伦理法思想的基本原则中，家族伦理本位原则占重要地位，而构成家族伦理的行为规范即为孝。孔子在《论语》中的许多语句涉及家庭伦理。
他提出，身为人子，孝敬父母不只包括赡养他们，重要的是做到时刻保持态度的恭敬虔诚，侍奉父母时要注意自己的情绪，要有发自内心的愉悦表情。但孔子此时的思想并不是一味地要求儿女完全顺从父母，而是主张“父慈子孝”，即做儿女的孝顺的前提是做父母的有慈孝之行。与此同时，孔子还沟通了“孝”与“忠”的关系。这也为后来汉代“移忠作孝”奠定了思想基础。具体来说，“孝”是“忠”的基础，“忠”是“孝”的延伸。
《礼记·坊记》记载了孔子对“同居共财”的看法，他认为卑幼不能在父母健在时析产分家，这也是早期“同居共财”思想的体现。孔子之后的孟子和荀子都先讨论了“人性”，二者主张不同，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荀子主张“人性本恶”，但是二者对于孝的理解本质上都是相同的，他们关于孝的思想都来源于孔子的孝思想。经过儒家的发展，孝道开始蜕变为一种自我反思的人生哲学。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曾这样论述忠孝:“臣之所闻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
可以看出，韩非对于孝顺之道非但不排斥，而且极力主张这一“天下之常道”，之后他还以这种家庭关系为基础，类比探讨君臣之间的关系。这证明韩非虽然是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但他十分重视家庭伦理秩序。他希望实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的社会格局，这与儒家所提倡的理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因为他们都希望保持差序格局。
《老子》中也记载了有关孝的观念。“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思寡欲，绝学无忧”。可见，先秦时期诸子百家都主张家庭伦理和孝道观念，有关孝道的理论并不是儒家所独有的，这一时期，在孝的观念上，诸子百家都不约而同地强调子女对父母的义务，很少强调父母对子女的义务。到了秦朝，已有孝敬父母的条款入律。例如云梦秦简中就有“忠孝”“父慈子孝”等等相关的记载。
汉代自建立之初就确立“以孝治天下”的原则,与此同时，《孝经》在这一时期成书，它在孝道思想中增加了臣子对君主的义务，孝道不再单纯指“善事父母”，《孝经》的问世标志着孝道思想的转变。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法律制度与儒家礼教结合，实现孝道的纲常化。
西汉时期不孝罪的规定与唐代的规定已十分相似,换句话说，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不孝罪基本形成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魏法律对祖父母、父母怒杀、殴杀和故杀子孙的罪行，制定了相应的刑罚。除此之外，子女对父母的不孝、不恭、不敬等行为，也在法律严禁范围之内。北魏灭亡后，北齐对北魏的法制继承较多，并对隋唐法制影响深刻。
唐朝“引礼入律”，《唐律疏议》中规定了“子孙违犯教令”罪。此后宋、元、明、清各代法律沿袭罔替。
结语
在实际生活中，中国古代社会家长的教令权可能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中国自古就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礼制要求，卑幼的婚姻要听从家长的安排。
《大清律例·婚姻·户婚》门下的“男女婚姻”条将这一礼制规定为法律，这也是家长教令权的一个表现;又如中国古代的家庭实行“同居共财”的生活模式，尊长健在时，子孙不能另立户籍，分家析产，这一规定保证了家长对于家庭的财产权，家庭财产的支配权和管理权极大地暗含着家长教令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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